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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届“上海图书奖”揭晓 获奖图书92种

2016-02-24 16:44|来源:《文汇报》|许旸|

昨天,第十四届“上海图书奖”揭晓,上海古籍出版社 《宋会要辑稿》、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《竺可桢全集》 获特等奖。前者历经专家多年精校、精点、精加工,树立了三个标杆;后者“十三年磨一剑”,24卷本凸显一代科学巨匠人生轨迹和时代历程。有资深出版界人士说,这两项获业内好评的优秀图书,不乏共通之处:具有深厚的学术价值,从出版立项到最后成品反复打磨,精益求精。
 
“上海图书奖”是上海图书出版的最高奖项,每两年评选一次,由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和上海市出版工作者协会联合举办。本市36家出版社从近年出版的2.5万余种新书中推荐251种图书参加评选。经多轮评审,本届“上海图书奖”共评出获奖图书92种,开出了一张过往两年的“优质书单”。

 



专家点校数十年,16册千万字《宋会要辑稿》树立三个标杆
 




经由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校点数十年,历时5年全面修订与反复审校,16册的校点本 《宋会要辑稿》 去年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面世。
 
在中国现存的万千古籍中,清代嘉庆年间学者徐松从 《永乐大典》 辑出的《宋会要》 无疑是一部极为重要的文献。迄今其大部分原稿保存在1936年前北平图书馆影印的 《宋会要辑稿》 一书中。这部书就其资料之丰富、卷帙之浩大,可与 《宋史》 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比肩,堪称宋代史料之渊薮,包罗政治、军事、经济、制度、礼乐、教育等历史文化信息。但同时这部书也是中国最难整理的古籍之一,主编之一刘琳说,其抄稿之“断裂、散乱、重复、错简”比比而然,文字之“讹”“脱”“衍”“倒”满篇皆是,宋史研究者对它又爱又恨,学界对于重新整理此书的呼声也一直很高。
 
上世纪90年代,川大古籍所与美国哈佛大学、我国台湾地区“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”合作,由川大古籍所负责校点,出了一部电子版 《宋会要辑稿》 点校本,后纳入“中研院汉籍电子文献”。但那次只能说是“粗加工”,2009年川大古籍所与上海古籍出版社达成合作协议,以上述电子版为基础进行增订改造,精校、精点、精加工,共同打造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古籍整理著作。
 
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审室主任占旭东告诉记者,当时川大宋史专家与出版社资深编辑商议修订文稿,历经多个回合,双方的敬业与职业精神互相激励感染,最终合力将这块“硬骨头”啃下。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辑吕健谈到,此前川大古籍所团队经过深思熟虑决定与古籍社合作,正是出于对出版品牌的信赖,看重古籍社薪火相传的专业化传统。“做可以压箱底的传代好书,正是我们身处图书市场激烈竞争中的生存之道。”他说。
 
对于校点本 《宋会要辑稿》 的整理与出版,学界反响热烈,有评论认为这树立了三个标杆:参与编纂的专家们严格校勘,为古籍整理与出版工作树立标杆;大量的研究梳理,为宋史尤其是宋代典章制度史研究树立了标杆;整套图书的完成,也为如何开展国家资助的重大项目树立了标杆。

 




24卷《竺可桢全集》展现一代科学巨匠人生历程
 




深绿草绿相间的渐变色封套、标准16开本,封面上一帧竺可桢任浙江大学校长的照片,书名中的“竺可桢”系竺老当年题写“求是精神”时留下的墨宝———自2000年十多位两院院士倡议组织编纂、2001年正式启动项目,直到2014年全部出齐,24卷两千万字煌煌巨著 《竺可桢全集》,成为迄今为止国内最大的自然科学家全集出版工程。全集分两大部分,一是各类文稿和信函等,二是日记,全面收录竺可桢学术著作和其他著述,真实反映了一代科学巨匠的生命轨迹、学术成就和人文精神。
 
图书评论界指出,放眼国际出版视野,像 《竺可桢全集》 如此大规模的出版工程也属罕见,国外 《尼尔斯·玻尔集》出了12卷,《爱因斯坦文集》 出了9卷,而《竺可桢全集》 有24卷,既让人们能够通过全集触摸到丰富而立体的竺可桢,也可以重新思考这位20世纪中国科学发展奠基性人物所留下的思想遗产。从学术价值来看,《全集》 绝不仅限于竺可桢研究,而是超出科学之外延伸至整个文化领域。其中,日记所占比重达16卷之多,刊有竺可桢1936年至1974年保存至今的共38年足本日记,逾1300万字,包含了作者诸多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,既是研究浙江大学校史和中国科学院院史的第一手文献资料,也折射出20世纪中国政治、社会、文化的发展历程和时代印记。
 
“《全集》 的编辑出版,是对竺可桢先生的一种纪念,但从更深层次来说,这已超出了纪念的范畴,更多是为了透过这位科学巨匠的著述,去了解和研究上个世纪的中国。”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总编辑王世平告诉记者,文稿编纂组成员达近30位,出版社动用了近20名编辑投身此项工作。《竺可桢全集》 编辑委员会主任、中国科学院原院长路甬祥,曾特地感谢从事编纂出版的诸多专家,他说出版界有时存在功利与浮躁之风,但包括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在内的出版机构,展现了有眼光、有魄力、有担当的风范。
 
《全集》 主编樊洪业透露,整个编纂工作中,最困难的不是收集或编体例,而是辨读。比如竺可桢的早期文章有些并未标出标点符号;部分文章在不同地方发表,对此要将所有版本收齐,从而选择最好的一种,相互参照,文后不但要注明出处,还要注明根据哪个版本参校。“竺可桢的手迹辨认有时就更困难了,逾1300万字日记是最难辨认的,日记中有的记述不一定准确,有时竺可桢用略写、代用符号,还有英、法、俄文等的交互使用,这都需要细细考证。”




附:








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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