每年书展，我主张编辑去当导购员。从早上到9点，到晚上9点，对一个在办公室坐惯了的人来说，可想而知有多累。有人问我：交给书店营业员做不是很好吗？

我回答他们说：“一年中间就盼着这几天与读者交流。别的不说，仅拿着一本本书，一页页向读者做一番解读，就有一种如数家珍的感觉，那不是享受是什么？在这一点上，书店的营业员可就不如我们能说到点子上。再说，读者点头认可，那是一种成功；读者无意中一句建议，也许成了下一步成功的关键，你懂吗？”

那些年，我已接近60岁，书展举办几天，我会在书展呆上几天。遇上有夜场，那就得站12小时。虽然身体很累，但心不累。

《话说中国》开始卖得并不好，因为我们是按着历史顺序一本一本出版的，早期的历史生活自然没有鼎盛时期那样的精彩。一位读者在书展上翻看着描述原始社会和夏商时期的《创世在东方》那一卷后问我：“你们什么时候能出版宋代卷？上博在展出‘清明上河图’，引起我们对宋代社会的兴趣，可惜排三个小时的队，只看了五分钟，不明不白的，如有一本解读宋代历史文化的书就好了。”

读者无意中的一句话，促使我改变出版思路:《话说中国》从古到今，我们是同时组织编写的，但出版是按历史顺序的。为啥不能将读者最为关注的内容先出版，以引起读者对整套书的兴趣呢？还有那幅“清明上河图”，原先我们根本就没想到，今天能否将它也收入书中呢？为此，我请北京文物界的朋友到故宫博物院去说情，望给予支持。

第二年书展，《话说中国》宋代卷出版，我拉出几米长的“清明上河图”给读者展示，自信中带有点得意，因为我们不仅有图片，更有关于“清明上河图”三十几处的解读。

这一年，《话说中国》在书展上卖疯了，占了整个摊位一半码洋。当读者知道我是这套书的总策划，逼着我在书上签名盖章，为了《话说中国》，我也“奋不顾身”地有求必应了。

从那以后，我发现书展上我总会认出一批又一批虽然叫不出名字，但脸很熟的读者，他们喜欢与我交谈，经我一指点，他们就会拿起一本又一本书。从《话说中国》到《行走中国》，再到《外交官带你看世界》，那份信任感，对于我来说，除了珍惜，别无选择。社里的年轻编辑说我会推销，其实错了。我是通过对读者的服务，了解读者的需求。出版，是为读者在做一种选择，这种选择往往不是出于自己的兴趣爱好，而是满足社会的某种需求，这种选择有时竟然是无我的。

三年前，我退休了，我再也不可能去书展当导购员了。但我还会去看看，有时还会被热心的读者认出，与我聊上几句，说说当年买了我推荐的书的感想，那副真情，也真令我感动，我深深地体会到：图书编辑最大的享受，是你当年编辑的图书，直到你离开了，依然还在读者心中活着……